韩森借移民焦虑掀起浪潮，但这始终是澳洲无法回避的命题（组图）

Mick Tsikas/AAP

韩森上周在全国新闻俱乐部的演讲，再次提醒世人她一贯的立场：她反对多元文化主义，认为移民是澳洲诸多问题的根源，并指部分移民的价值观与以“犹太-基督教社会”为主体的澳洲格格不入。她明确呼吁以“单一文化主义”取代“多元文化主义”。

这些观点对韩森而言并不陌生，对澳洲而言同样如此。早在1969年，曾任自由党移民部长（后来出任党魁）的Billy Snedden便已提出建立“单一文化”的主张。政治右翼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判自1980年代延续至今，从未真正销声匿迹。即便是左翼批评者，也曾将多元文化主义视为一种保守意识形态——只懂得庆祝美食与舞蹈，也就是所谓“意大利面和波尔卡舞”，却对更深层的社会不平等视而不见。

进入本世纪，反对移民多元化的声音愈发聚焦于穆斯林和非洲裔群体，与上世纪有所不同。但将特定移民群体——通常是新近抵达者——定性为社会威胁的做法，从来都是由来已久。

澳洲悠久的“外来者”历史

19世纪，爱尔兰天主教徒常被视为对新教统治阶层的威胁。在我（澳洲出生）的父母成长的1920和30年代，意大利人等南欧移民被蔑称为“dagoes”。而这种对所谓“dago威胁”的渲染，竟是后来成为工党总理的Ben Chifley在1928年竞选中热衷使用的主题。

后来，意大利人又被叫做“wogs”。韩森1990年代的政治顾问John Pasquarelli在其回忆录中描述了一个颇为滑稽的细节：韩森甚至在面对记者时，仍会使用“Eyetie”这一带有冒犯性的俚语称呼意大利人。

到了1980和90年代，越南移民在学校操场和涂鸦墙上成为各种蔑称的对象。亚洲移民同样引起了保守派的警惕，他们不仅声称移民数量过高，更借鉴英国政客Enoch Powell 1968年“血河”演讲的论调，预言此举终将酿成国内暴力冲突。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韩森发表了那篇关于“被亚洲人淹没”危险的首次演讲。这不过是一个老派的澳洲白人噩梦，其根源可追溯至淘金热时期——那时澳洲各地政府首次立法排斥华人。Pasquarelli在回忆录中坦承，他给予韩森的建议——他在她那场著名的首次演讲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很大程度上借鉴了1980年代关于亚洲移民的辩论。

尽管如此，那些危言耸听的预言并未引发预言者所警告的规模灾难。新移民社区在某些情况下确实面临自身的问题与挑战，例如非法毒品和有组织犯罪。2005年也曾发生Cronulla骚乱。但即便反移民情绪在全球范围内助长了右翼民粹主义，澳洲的中坚力量仍得以维系。

已故历史学家Stuart Macintyre在2017年评论道：

利用这些不满情绪的运动对民主政体产生了不可否认的影响。[...]我们这里曾出现过周期性的叛乱，例如[...]韩森的一国党。[...]所有[...]都是昙花一现；没有一个看起来能动摇既定的政治格局。加拿大和新西兰也同样如此。

这些国家有什么共同点？它们都享有经济上的成功，避免了其他地方经历的生活水平下降。它们最初都是定居者社会，长期背负着侵占原住民土地的历史包袱，并在相当程度上实行种族排斥，后来才逐步接纳来自多元文化背景的新定居者。它们都是充满机遇的地方——偏见与敌意从未缺席，但终究能够容纳差异。

近十年后的今天，澳洲看起来已大为不同。“既定的政治格局”似乎确实更加动荡。但移民在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一个移民国家的自我审视

澳洲选举研究（Australian Election Study）提供了有价值的数据。2013年和2016年大选后，略超四成的澳洲人希望减少移民；而这一比例在1996年高达63%，2019年接近半数，2025年则为53%。

这与Scanlon基金会2025年《社会凝聚力图谱》调查的结果大体吻合。该调查显示，51%的受访者认为移民数量过高。而在Macintyre所称赞的、澳洲成功抵御民粹主义政治的2010年代中期，同一数字仅在35%左右徘徊。

民众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确实会随时势起伏，经济状况是重要驱动因素，但并非唯一。2004年中国经济繁荣带动澳洲景气时，尽管移民人数快速增长，仍只有35%的人表示希望减少移民。全球金融危机过后，赞成减少移民的比例则超过半数。

2022年，65%的人认为移民对经济有利；经历三年生活水平下降后，这一比例降至55%。Scanlon的调查还发现，48%的人认为移民抢走了工作机会。

对移民态度的这种转变，有助于解释韩森所操弄的不满情绪政治为何能产生一定影响。Redbridge Group的Kos Samaras更强调经济层面的失落感，认为韩森的民调成功源于她满足了一种更广泛的社会需求——她提供了“主要政党很久以前就停止提供的东西：承认某些事情已严重出错，并且有人要对此负责”。

对于Guy Rundle而言，一国党支持者将生活成本列为首要关切，并不难理解——因为这一问题“与移民如此彻底地捆绑在一起，以至于谈论其中一个就等于谈论另一个”。

值得注意的是，澳洲选举研究发现，2025年有42%的选民认为移民对其投票决定极为重要，而2022年这一比例仅为29%。与此同时，Scanlon报告也显示，超过五分之四的澳洲人仍然认同“多元文化主义对澳洲有利”——2025年这一比例为83%，尽管自2023年（89%）以来呈下降趋势。

将澳洲视为移民国家的观念，早已深深植根于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与身份认同之中。战后移民计划是澳洲最持久、最能引发共鸣的叙事之一，与国家建设和繁荣的意象紧密相连。澳洲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在海外出生，或父母至少有一方来自海外，这一点更普遍地被视为一种优势，而非韩森在全国新闻俱乐部所指摘的弱点。

澳洲人或许对维持高移民数量有所保留，但移民所带来的、并持续带来的益处，已远比当前这群政治操盘手所预想的更深入国民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