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母亲打家事官司竟负债$50万，被迫掏空养老金（组图）

恐惧是显而易见的。悉尼母亲Eloise*和她的三个孩子，曾在前夫的掌控下“每日遭受一套胁迫控制、恐吓和惩罚的制度，被迫服从”。

然而她当时不知道的是，让家人从施虐者手中解脱出来，将把她推入另一场噩梦。这场持续四年的法庭诉讼，耗去了她整整50万澳元的法律费用。

父母们正在旷日持久的家庭法律诉讼中花费数十万澳元。插图：Nathan Perri

和许多父母一样，Eloise掉入了一个法律援助的夹缝：她不满足法律援助的经济状况审查标准，却又难以负担私人律师的高昂费用。

新州法律援助署已公开警告，政府资金危机已迫使其削减服务。从7月1日起，援助范围将仅限于家庭暴力受害者和原住民——但即便如此，许多人仍因经济状况审查而无缘援助。

到案件最终在联邦巡回和家庭法院审理时，Eloise的经济已岌岌可危。她不得不以体恤理由动用养老金，才得以阻止被迫卖房来支付法律费用。

“工作了三十年，现在养老金为零，”Eloise说。“这就是许多经历过这一切的同龄女性的遭遇。”

“我不后悔花了50万澳元保护我的孩子……但我将为此付出余生的代价。我可能将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她坦言，这个系统“绝对行不通，但又别无选择”。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证明自己曾遭受虐待，令人精疲力竭；家庭法院诉讼带来的二次创伤，则造成了巨大的情感与经济双重伤害。

Eloise的律师表示，那些不符合法律援助资格、又负担不起私人律师的人之间，存在着一道巨大的鸿沟。为保护当事人隐私，该律师选择不具名。“这个系统真的坏了，”她直言。

“普通人”被高价挡在门外

悉尼非营利机构Horizons家庭法律中心创始人Steve Frost估计，“大约70%到80%的人口……负担不起聘请私人律师打一场完整的家庭法官司”。

他说，在目前的资助安排下，大多数有稳定工作的人都不符合法律援助资格；拥有“任何形式储蓄的人，即使数额不大”，同样被排除在外；有房贷的房主也大多无缘援助。

“这些都是普通人，”Frost说。“我们2005年刚成立时，常说我们的服务是为'女士和技工'提供的。如今，联系我们的大量人士是白领工作者——收入客观来看相当不错，但无力支付每小时330澳元甚至更高的私人律师费。”

谁有资格获得法律援助？

• 所有在家庭法诉讼中申请法律援助的人都需要通过经济状况审查。

• 许多从事全职或兼职工作的人将无法通过经济状况审查，因为收入和资产的门槛设定在很低的水平。

• 即使不满足经济状况审查，一些家庭暴力受害者，如果其个人情况符合特定标准，也可能有资格获得法律援助。

• 这可能包括居住在庇护所，或经历过严重影响其收入能力的重大创伤。

Frost的中心是一家注册慈善机构，不接受政府拨款，资金全部来源于捐赠，且不设经济状况审查，会向那些不符合法律援助资格又负担不起私人律师的人提供更高水平的帮助。

他坦言，目前没有解决法律援助缺口的灵丹妙药，但指出私人律师已开始“更具创新性，提供所谓的非捆绑式法律服务”，按需介入关键节点——例如协助准备法庭文件——以提供最具性价比的方案。

Frost认为，如果政府能够资助潜在当事人在诉讼前获得基本法律建议，了解案情利弊，或许能缓解系统压力，推动更多案件提早和解。

在涉及财产分割（而非纯粹育儿争议）的案件中，当事人可向私人贷方申请诉讼贷款，待获赔后偿还，但利率普遍偏高。

对于和平分手的情形，Frost介绍，由国家法律援助署开发的政府资助AI工具Amica，可就可能的法庭结果提供指引，并以相对低廉的成本生成法律文件。

家庭暴力案件持续攀升

根据联邦巡回和家庭法院2024-25年度报告，过去四年间，声称存在家庭暴力的育儿案件比例从80%攀升至86%。统计数据显示，女性和孩子更常成为男性伴侣实施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这进一步加剧了在育儿和财产纠纷中对法律代理的需求。

无论性别如何，绝大多数当事人在家庭法案件中获取法律代理时，都面临沉重的经济压力。

分居后的“法律战”

Eloise说，当她真正离开前夫时，情况“艰难了一千倍”。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法律战，“多年的法律程序，我别无选择，只能一一回应”。

Eloise

被迫花费50万澳元的法律费用，在家庭法案件中应对前夫。Jeremy Piper*

“我的每一分钱收入都用于抚养孩子，”这位全职工作者说。“我没有闲钱。”按某些衡量标准，她的生活水平已远在贫困线以下。

“你无法在处理家庭法事务时自己来，”她说。“理解其中的程序极其困难。”关键的是，她的律师充当了一道屏障——前夫只能通过律师渠道与她联系。

一次财产和解帮她支付了部分法律费用，但钱很快便告罄。Eloise说，律师“已非常努力地为她节省开支，但也只能做到这么多”。

更令她费神的是，前夫更换了一系列律师，最终选择自我代理，“以此进一步拖延程序”。她认为，这分明是一种蓄意推高她法律费用的策略。

“这似乎是所有这类男人都会使用的剧本，”Eloise说。“他们自我代理出庭，浪费时间，在一些小事上耗费数小时……而你却要为律师支付每小时600到800澳元，还要为大律师支付每天12000澳元。”

她的律师表示，这起案件中的暴力是“我职业生涯中见过的最严重的”，而施虐的前伴侣以自我代理方式在法庭上实施进一步虐待，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她认为，家庭法院应更积极地作出费用命令，若一方蓄意推高成本，就必须让其承担相应后果，方能起到震慑作用。

最终，法院下达了保护Eloise孩子安全的命令。但这是一条漫长而昂贵的道路。

系统遭“武器化”

国家法律援助署执行董事Yvette D'Ath曾任昆州律政部长和司法部长。她直言，家庭法系统在某些案件中被当作武器，对家庭暴力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

“在这种处境下还要承受额外的经济压力，真是令人心碎，”她说。

D'Ath指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持续上升，但资金增长的步伐远远跟不上。此前估计显示，仅有8%的澳洲家庭能够获得法律援助资助；她坦言，这一数字无疑已进一步下滑。

“这真的令人忧虑。我们是法定机构，有义务为社区中最脆弱的群体提供服务，但我们没有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满足这一需求。”

生活成本压力雪上加霜

悉尼Minors Family Law负责人Jacqueline Minors表示，她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当事人为降低成本而选择在法庭上自我代理。

她说，家庭法案件的法律费用可能极速攀升，尤其是当纠纷一路走到最终庭审时。“能够负担得起这笔费用的人少之又少。即使是年收入20万澳元，看起来是一份不错的薪水，但扣除日常生活开销后，根本不足以支付法律费用。”

她指出，高昂的诉讼成本最终会影响父母日后在经济上支持子女的能力。而不断攀升的生活成本，更让本已严峻的局面雪上加霜。

Minors说，她已帮助支持了许多走上自我代理之路的当事人——他们来寻求初步的权益建议和应对策略，之后随时咨询程序性问题。“但这就是他们所能负担的全部了。”

自我代理存在明显风险，在法庭上亲自陈述尤为棘手。“这些都是非常严肃的事务，”Minors说。“你谈论的是孩子，往往是处于危险中的孩子，或涉及家庭暴力的情形；你谈论的是将在他们余下童年生活中实施的安排。我们不是在谈论邻里纠纷。”

“我研究过卖掉自己的卵子”

Lucy*的故事同样令人动容。她被迫带着三个孩子逃离了一段动荡、充满虐待的关系。

“这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决定，”这位悉尼女性说。离开时，她说自己已不像一个完整的人，只是从前那个充满活力的自己的影子。

“我最终负债超过30万澳元。我真的觉得别无选择，因为我的孩子面临安全风险。有时我每月的法律债务高达17000澳元——谁能付得起？我真的研究过卖掉自己的卵子。”

如今，Lucy已无力拥有自己的房子。“我必须和妈妈住在一起，因为靠一份兼职薪水、没有子女抚养费、还要抚养三个孩子，我根本负担不起其他住处。”

她的收入无法支付房租，却又不符合法律援助的资格。她回忆，曾有人告诉她，她的资产——主要是一辆用于在悉尼接送孩子的廉价汽车——可以卖掉来支付法律费用。

“我处于中间某个位置，”Lucy说。“我认为很多处于我们这种情况的人，都是这种夹缝中的普通劳动者。”

最初的估算显示，法庭程序将耗费她高达18万澳元；但前夫的一再拖延，让这场噩梦持续延续。多年严重的心理和生理创伤将她压垮，她说五年的法庭程序“以我永远无法恢复的方式击垮了我”。

Lucy尝试过种种方法控制成本，包括自己起草信件再交由律师审核。但她也深知，对许多女性而言，成本之高、创伤之重，使得向前伴侣妥协几乎成了唯一的出路。

“我甚至不知道答案是什么。这个系统太糟糕了，”她说。“但我并不孤单——我遇到了很多同样身处这种困境的女性。”

法庭程序是接二连三的创伤，但Lucy说她不会改变任何事情，因为孩子们现在安全了。

“只要能救我的孩子，我愿意扯断自己的四肢，”她说。

*为保护当事人身份，根据法律限制，姓名已更改。

可从全国性侵犯、家庭暴力咨询服务机构获得支持，电话：1800RESPECT (1800 737 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