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执法与包庇泛滥,新州将强制要求警察佩戴执法记录仪(组图)
6月初,ABC《四角方圆》节目播出了对新州警方的深度调查,以第一手资料记录了警察对民众过度使用武力的案例,并指控警方内部长期存在包庇不当行为、逃避追责的文化。

Sarah Wilson/AAP
这并非新鲜事。早在1997年,Wood皇家委员会便已揭示新州警队存在同样的积弊。如今,随着自2020年以来针对新州警方的投诉和民事诉讼急剧增加,这些问题再度引发广泛关注。
作为回应,新州警方承诺:今后在行使警察权力或开始使用武力时,将强制要求启用随身摄像头。这一政策出台后,新州将与除西澳以外的所有澳洲州和领地保持一致。
警方为何转向随身摄像头
扩大随身摄像头使用的理由,乍看颇具说服力。2014年一项重要实验发现,在2012至13年间,加州佩戴随身摄像头的警察使用武力的可能性显著降低。
此外,也有证据显示摄像头能减少针对警方的投诉——包括在新州。不过,这一效果或许源于虚假举报和无依据投诉减少,而非不当行为本身的收敛。
录制的影像在警方取证方面同样具有优势,有助于检控违法者。
然而,随身摄像头对改善警察问责体系的实际影响,至今仍存疑。尽管近期有证据显示,影像记录提高了投诉的证实率,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问责机制已得到根本改善。
政策出台后,警察真的会照做吗
早期实验虽显示使用武力事件有所下降,但后续重复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症结在于:裁量权始终如影随形。
即使存在强制录制政策,摄像头的启动本质上仍带有裁量空间——其实际效果,取决于警员是否打开摄像头,以及未录制时是否面临实质性后果。
合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维州审计长办公室2022年的报告发现,近18%需要启动摄像头的事件中,摄像头实际上并未开启,且至今仍缺乏追踪警员使用情况与合规度的有效机制。未能录制的内部处罚措施尚不明确,维州警方更拒绝了加强合规审查的相关要求。
一旦强制录制政策缺乏严格执行、监管不力或处罚不足,其预期效果便岌岌可危。
谁来掌管这些影像
随身摄像头影像的存储与访问权限,目前由警方自行掌控——这也使影像面临被内部人员蓄意破坏的风险。
在新州乃至国际上,都有警方涉嫌销毁或篡改影像以掩盖不当行为的前车之鉴。2024年,Bendoc行动发现一名新州警员在过度使用武力后,销毁了两台随身摄像头;据称,四名知情警员对此一声不吭,未予上报。
放眼海外,2023年BBC报道了英格兰和威尔士逾150起滥用随身摄像头的事件,包括影像丢失、遭删除或未被标记为证据等情形。当地警方也鲜少响应信息公开要求,由此推动了政策层面的变革。
在维州,公众获取影像长期是一个已知难题,直到2021年立法改革后才有所改观。即便如此,获取影像至今依然困难重重,警察监督机构也频繁遭遇响应延迟。
警方自查,结果如何
ABC近期报道中的一起案件,清晰呈现了内部调查的运作现实。
随身摄像头与警局闭路电视的影像显示,警方人员似乎对Brad Kellson实施了袭击。然而,新州警方随后认定该警员没有任何不当行为——无论是过度使用武力还是欺诈行为。这一结论与一名裁判官的判断截然相反:该裁判官认定,部分警员之间存在“明显”且“蓄意”的串通。
类似情形并非新州独有。2015年,Yvonne Berry在警局闭路电视监控下遭到维州警员袭击。虽然相关刑事案件在2019年终判涉事警员有罪,但内部调查却早已认定这名高级警员行为无误。
数十年的研究一再表明,内部事务调查模式收效甚微。即使在设有强制录制要求的司法管辖区,警察自查所固有的内部偏见与利益冲突问题,依然清晰可见。
治标之外,还需治本
强制使用随身摄像头是一个值得欢迎、也确有必要的改变,但它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源。
要真正改善处理警方投诉的方式,需要更有力的结构性改革。只要内部事务模式所固有的利益冲突问题悬而未决,有罪不罚的文化便可能继续普遍存在。
更有效的出路,或许是建立由文职系统主导的独立警察投诉机制——北爱尔兰的警察申诉专员制度,或可提供值得参考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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